最近几天，两家中超俱乐部先后作出两个相似的处罚决定：上海申花主力球员肖战波因“旷赛”收到“没收”50％年薪的罚单；山东鲁能在联赛倒数第二轮被浙江绿城逼平，全队所有球员和教练组人员全年收入的30％被“没收”。
肖战波的年收入据说在300万元以上，罚掉一半至少是150万元。鲁能队一些主力球员年收入与肖战波相仿，这样算下来，两项处罚都是上百万元的巨额罚单。这两个处罚的出台引发一串疑问，是俱乐部为节约成本任意处罚球员，还是球员所为实在对不起俱乐部要付的报酬？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和谐关系才会避免这种“天价”处罚？

    运动员仍是弱势群体

    “如果鲁能俱乐部在赛季初就把‘不完成任务扣发收入30％’写进了合同，说明俱乐部确实是按合同办事。队员如果有些反应也是正常的，他们有可能在这之前忘了合同里还有这项规定。”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的张笑世说，“这不能算‘霸王条款’，但也不能说明俱乐部的法律意识有多强，合同就应该这么规定，达到预期目标怎么样，没达到又怎么样，这很正常，每个俱乐部和球员签订的合同都该有这项条款。但至于具体数字是30％还是多少，按理说该由双方协商。”

    话虽如此，但按主力球员一年数百万元收入计算，鲁能一场平局至少让俱乐部省了上千万元的支出还是让人咋舌。据记者了解，这次扣发工资还会让俱乐部在明年与球员续约商谈年薪时再占一次便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体育部主任何珍泉告诉记者：“明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开始正式实施。职业球员是我国劳动法中的特殊劳动者，但职业球员的劳动关系在劳动法中还是一个新的领域，由劳动法调整职业球员的劳动关系，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

    “在中超联赛这种环境里，球员和俱乐部签订工作合同时，实际上都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张笑世说，“不光是足球运动，除了少数明星，大部分运动员在提供工作机会的俱乐部面前都是弱势群体。这是一个买方市场，因为运动员面临着极高的淘汰率。”

    运动员应参与俱乐部决策

     “比如一名球员能有机会到中超踢球，实际上不是因为他的水平就一定比踢中甲的运动员水平高，而是因为他得到了俱乐部的工作合同。而如果他不愿意接受，俱乐部是不愁找不到替代者的。”张笑世说。

     “想让运动员和所要效力的俱乐部展开平等对话是不现实的。”张笑世表示，无论是体育雇佣合同还是体育劳动合同，都很难真正保证运动员的利益，而以中国现实状况来看，体育劳动合同更加适合国情。“劳动合同本身所包含的平等自愿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其实是根本得不到实现的，运动员希望获得‘平等协商’的愿望只是幻想。”

     “另外，对于俱乐部来说，花很大的精力与每一位运动员谈相同的合同条款，也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张笑世说，“所以，现存的体育劳动合同制度能延续到什么时候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马宏俊教授的看法，俱乐部和运动员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关系。

    “职业体育俱乐部作为公司法人，就应当遵循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马宏俊说，“现在职业体育俱乐部大多由国有企业投资设立，但是没有一家俱乐部设有职工董事，这使得俱乐部缺少内部监督，像俱乐部滥发奖金、运动员转会暗箱操作等恶果皆由此而来。”

     “我希望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