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谈大学学习的证书化问题。最近一位大学校领导告诉我，证书化学习没有什么不好，他为此例举了好几个教育培训机构负责人对于大学生考证的积极看法。

在这里，我不一一转述这些培训机构的观点，因为不外乎用人单位要靠证书选择人才、大学生在读期间没有考证压力可能更学不到多少有用知识等。我奇怪的是，难道大学领导不知道培训机构是考证的最大得利者？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否定考证的积极意义或者提出其他有效的弱化考证影响的教育改革建议？

此前，在讨论大学英语四、六级是否应该与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脱钩，考研是否要考英语，以及评职称是否要出具英语成绩证书时，我们听到的很多反对之声其实就来自培训机构。当然，培训机构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它们当然希望对学生的各种技能培训要求、考试要求越来越多，这样它们的生意才越来越兴盛——如果社会对英语证书的要求降低了，英语不是考试的重要科目了，那么，很多培训机构可能由此关门。类似的还有其他科目、技能的要求。

于是，对于培训机构的“教育意见”，一个健康的教育界必须关注两点。一是它们这样的发言代表着怎样的利益诉求，是出于教育角度，还是出于商业目的？二是它们与政府主管部门、学校、老师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相关，要知道，不少培训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有或多或少的利益牵连，不少培训机构正打着名校名师的旗号——有不少培训机构是应政府部门的制度、规章而生，或者说是因教育的问题而存在。笔者就曾听到某位大学教授说，某些教育培训机构的成功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耻辱。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教育界内并没有这样的理性。相反，一些学校的领导、一些教育官员没有自己的教育立场，往往借用培训机构的“评价”来评价各种技能化教育、考试要求的成功。我知道，让教育界领导分析某些意见背后的既得利益者因素与利益相关因素，其实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既得利益者与利益相关者。

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难以推进，其实与以上的利益诉求与利益相关有密切关系。高考经济、考研经济、考证经济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链条，从出版辅导读物、考试用书，到举办培训班、辅导班，再到一条龙咨询服务。进行高考改革、考研改革、人才培养改革、职称改革等一系列改革，必然牵涉到诸多人的饭碗——包括政府官员、出版行业、培训机构、兼职或专职教师、服务人员。由于以上原因，每当改革呼声甚旺时，各种反对的声音便以关注民生、担忧公平的方式出现，最终让改革无疾而终，既得利益者安然地继续分割着既得利益，同时还在大谈为教育服务。

我国的教育改革由此正陷入眼下这样的困境——教育改革由政府主管部门主导，而它们无法摆脱既得利益的诱惑，并由此团结既得利益者共同维护眼下局面。我们所见的是，抨击多年的四、六级考试取消了合格证书，成绩却依旧和毕业与就业挂钩；导致陈丹青先生愤而辞职的考研时政治、英语必考且不能低于单科分数线一分的考研制度，依旧完好……

要改变教育改革谈得多却行动得少，政府想改就改、不改就不改、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局面，应该把推动教育改革的力量更多地交给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让人大教育专门委员会真正发挥代表人民的作用，履行代表职责，从教育发展角度提出、审议并通过改革方案。一旦经人大审议通过的议案，无论涉及多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政府都必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