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武汉市教育局出台《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管理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意见》，提出了17条“减负令”。据了解，这是自2000年以来，武汉市提出的最全面、力度最大的一次“减负”举措。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之重，一向为有识之士侧目。有民谣云：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活得比驴还累。这正是中小学生的生动写照。据调查，目前，中小学生中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作业多、补课多、考试多，睡眠少、体育活动少、社会实践少。学生不堪重负导致厌学、心理扭曲、体质下降甚至走上了不归路的事时有发生。

因此，建国以来，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仅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里，中央就下达“减负令”49次。如此三令五申，态度之坚决，措辞之强硬，更甚于整治贪污腐败的雷霆风暴。但是，学生课业负担不但没减下来，反倒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学生作业做到深夜、节假日仍然上课、业余时间奔忙于各种补习班，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困生”——特别困倦的学生。

究竟是什么魔力使得学校、老师、家长冥顽不化，敢于公然对抗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下达的“减负令”呢？处罚不到位确实是一个原因。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相关责任人因为加重学生课业负担而受到处罚的，情况恰好相反，他们能得到了来自各方的赞扬嘉奖，说是“敬业”，是“负责”，是具有“对下一代的成长充满神圣的使命感”。把对中小学生的摧残折磨等魔鬼行为神圣化，混淆了摧残折磨和敬业负责。社会主流观念扭曲到了这个地步，相关责任方当然恨不得一天能当两天使，也就难怪中小学生备受煎熬，水深火热了。

更重要的是，现实体制、社会观念、文化历史传统诸多因素促使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各种力量凝聚成了一种集体非理性。人们普遍认为，育人教育就是升学教育，于是，分数的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升学目标取代了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高中－大学－社会精英”成了人们心目中唯一的成才之路。教育评价机制蜕变为一种选拔性的工具则是学生负担愈来愈重的魔鬼推手，大众心理和社会氛围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生的学习情况是家长们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学生取得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大学等常成为学校、老师、家长炫耀的资本。

在这样的认知中，武汉市教育局颁布减负令，有人把各方的反应概括为：“学生乐、家长急、老师难、校长疑”，是很能反映问题的。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小学生欢呼雀跃，自在情理之中，且不去说它。家长、老师、校长等曾经在中小学里水深火热过的人，按理说，应该对繁重的课业负担苦大仇身，恨之入骨，是减负令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脱离了苦海，就一概地好了伤疤忘了痛，就为本当大快人心的减负令“急、难、疑”起来，实在是不得已。

依此看来，改变中小学生“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活得比驴还累”的严酷现实，任重道远，不能寄望于单纯的减负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