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为了达成此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做得到吗？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有民间辛辣的讥讽（“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有官员机智的辩解（中国教育的成绩和缺点，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谩骂。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谈论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